“Ethnology”（民族学）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科，传入中国以后，被译为“民族学”。“民族学”一词主要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法和俄罗斯等国，而基本相同的研究在美国和英国则被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 ）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从研究的领域上看，以上三种称呼都是研究不同民族、人群的学科，重点是研究不同民族、人群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基本上也是相同的；从研究的理论上看，尽管各国学者分别创建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派，但这些学派都属于同一个学科的理论。也就是说，以上三种称呼实际上是同一个学科。

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开拓有密切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西方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传统上是以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等远离现代工业社会的无文字的异域、异民族的“初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更多地向中国、印度、埃及等非工业文明的传统社会转移。1970年以后，民族学开始了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1990年以后，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则进一步拓展到了欧美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现代化、全球化等问题更多地成为民族学关注的议题，并由此产生了—些新的理论观点。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之道理。这以后，民族学和人类学作为“西学”之一，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17年，北京大学就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1920年以后，有10余所高校和中央研究院相继设立民族学、人类学系或研究所。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标志着民族学已成为中国学界一个独立的学科。

欧美民族学界的理论体系在国际学界一直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与其有明显差别的另一个学派是苏联的苏维埃民族学学派。

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采用欧美的各种学科理论和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理论。但与西方学界以异域、异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学界是以本国的研究为主，既包括中国各地的汉族，也包括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边疆与民族危机推动民族学界加强了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从此，重视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成为中国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到1940年，经过多年本 土化的努力，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已发展成为国际学界一支初具特色、引人瞩目的力量。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对学科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9年以后，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学界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抛弃了此前从西方学来的各学派理论，全面倒向苏维埃民族学学派。1958年以后，苏维埃学派也被视为修正主义学派而被挨弃，中国民族学界与国际学界的联系遂完全断绝，民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停止，“民族问题研究”取代了民族学。但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政府启动的、长达十余年的以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重点的“国家工程”中，来自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成为其中的骨干。此次调研，使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全面的描述和初步定性，不仅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奠定了资料基础。

1978年以后，全国几十所高校重建了民族学、人类学系，全国大部分省区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在与国际学界断绝联系30年之后，中国的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重要的一员。经过新时期30余年的发展，中国民族学界在全面参考借鉴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成果，在本土大量实地调查、应用研究与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归纳出了—些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和理论，中国民族学界已不再拘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它已全面开放并 已初步自立门户，一个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已见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