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笔】  

　　作者：莫洁

　　说到考古学家，相信不少人还停留在“手铲释天书”的想象中。一把手铲，确是考古学家和历史沟通的一个工具，不过，自然科学在考古学的发展和实践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且不说，考古学在建立之初，就借鉴了生物学、地质学的分类学、地层学方法，之后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更多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科技考古，早已成为考古学的一门主要分支。多学科考古，正在成为现代考古的大趋势。

　　简单来说，科技考古就是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对考古遗址所在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遗址或遗迹的空间信息、自然环境、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等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帮助考古学家获取更多、更丰富的古代信息，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和深度，更鲜活复原历史、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在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考古争议中，科技的介入甚至能带来一些意外惊喜。

　　有学者应用垂直梯度磁力仪对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进行探测，发现了一个地点磁场强度异常，经探铲确认是一个窖穴，通过发掘出土各种陶器、石器30余件。还有学者对新疆地区多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线粒体DNA研究，其结果证实在先秦时期的新疆地区，欧洲人种的东进规模与数量要远远超出蒙古人种的西进规模与数量，但欧洲人种的东进势头却始终没有越过新疆东部地区。就在去年，有学者完成了新疆小河和古墓沟墓地的7个古代小麦样本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证实了小麦由西南地区向青藏高原以及由青藏高原边缘向长江流域传播路线的假设。

　　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技术的使用程度及有效性，已成为当前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其重要的标尺。自1965年我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建立，到本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组织和实施，历经几十年探索和积累，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经验不断丰富，科技考古的学科地位、学术价值日益被认识和稳固，各学科联合研究的机制也已建立并日趋完善。不过，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路上，仍存在不少“绊脚石”，制约着科技考古向前推进的速度和成效。

　　没有人会质疑技术在考古中的重要性，遥感探测、电子测绘、元素和同位素分析、DNA分析等先进技术确实在我国已被大量使用，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还相当散乱，缺乏系统性。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某些考古领域或课题上无技术可用。

　　无技术可用，一种情况是技术研发跟不上实践需要，确实没研发出新技术。有研究者反应，科技考古相关的申请很难在课题指南中找到匹配的选项，从而导致提交无门。另一种则是有现成的成熟技术，且在其他领域广泛使用，在考古界却知之甚少。这暴露出原本该协力合作的学科间彼此隔绝的问题，一方无法接收另一方的技术研发需求，另一方也无法接收研究的最新动态。此外，目前我国在科技考古领域尚无国家级实验室，无法引领相关科技检测手段在业务上的应用。破解这一难题，有赖于体制机制进一步变革，通过搭建科技共享平台，畅通多学科间的沟通和合作渠道，加大国家在科技考古相关研究方面的投入，方能为科技考古的“技术荒”解渴。

　　在人才培养方面，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科学，各种技术手段应用越来越多，对人才复合型背景的需求强烈。但目前，考古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仍以文科培养方式为主，不适合学科发展现状。即便是招聘到合适的科技考古人才，也囿于地方研究单位严苛的岗位数量管理等限制，无法实现人才队伍的优化。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必要认真研究人才规律，尽早打造符合科技考古发展趋势和要求的人才培养链和储蓄池，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有力支撑。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6日 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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