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记得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十五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恰当地反映，所谓研究，就是细心琢磨问题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白话文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
    经胡先生这一精辟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连笔者在内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