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学史明理，可以更加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坚定不移作出如下“四个选择”。
　　选择马克思主义，“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所趋赴”。中国沉沦后，到底什么样的学说才能救国救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学说，是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家族制度等联系在一起的，使中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因而无法承担起开创新局的任务；西方学说如胡适鼓噪的实用主义，强调“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但在当时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曾经让进步青年“隔着纱窗看晓雾”，但不切实际的空想使他们很快摈弃改良主义的谬误；蒋记“三民主义”在本质上则是“三民主义为本，法西斯主义为用”，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以自己所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而最终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沉沦后，到底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才能力挽狂澜？太平军、洋务派、维新派直至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社会政治力量都曾经抛出自己的救亡图存方案，均告流产；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种种倒行逆施做法使它威信扫地、民心尽失，陈嘉庚在抗战时期回国考察得出的“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至于中国各民主党派，虽然它们的政纲都主张爱国、民主，但又试图走“中间路线”，依然钟情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正是在痛苦的对比和较量中，才有了1948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而后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的选择。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显著特征的。从毛泽东讲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党因在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等方面的先进性，而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中流砥柱。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沉沦后，到底什么样的社会道路才能成为人间正道？在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首选的，毫无疑问是西方道路。从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向洪秀全呈奏《资政新篇》，到戊戌变法企图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再到辛亥志士颁布约法缔造民国，无不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在中国未能开花结果，毛泽东给出了根本原因，那就是：西方国家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对象。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革命不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会半途而废；新中国成立后不坚持社会主义，就会重新沦为列强的挨打对象。当然，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选择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受权力过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党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984年6月，他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正是基于对经验教训的反思，我们党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大突破，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的不可或缺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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